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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，要構建政府為主導、企業為主體、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。其中，企業是節約資源、污染防治的主體，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扮演著關鍵角色。

　　為強化企業環境保護主體責任，我國在推行控制污染物排放許可、環境影響評價、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等制度的同時，加快開展環保信用評價、生產者責任延伸等工作。生態環保領域改革全面深化，環境治理模式不斷改進，推動企業走上綠色發展之路。

　　管理制度日臻完善，促使企業履行污染防治責任

　　過去五年，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出臺頻度之密前所未有，按照源頭嚴防、過程嚴管、后果嚴懲的思路，理順了生態環境保護基礎制度和管理流程，打出了前后呼應、相互配合的“組合拳”。綜觀各項制度改革，有一個共通點，就在于企業環境保護責任主體地位的凸顯。

　　制定實施排污許可制度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、落實中央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要求的重要任務。排污許可制度作為固定污染源環境管理的核心制度，銜接著環評制度，融合了總量控制制度，對企業主體責任進一步明確。

　　截至5月10日，全國已有21864家企業獲得排污許可證，目前基本完成了火電、造紙等15個行業的許可證核發。2018年底前，還將完成有色、鋼鐵、化學原料和化工品、石化、屠宰加工等5個行業的核發工作。

　　管理部門通過許可證核發，摸清了行業現狀，實現了固定污染源監管；企業通過申領排污許可證，查漏補缺，建立了自我監測、自我管理、臺賬記錄、執行報告等制度，推動了企業自行監測體系建設和達標排放，大大提升了管理水平，為落實企業環保責任、構建新型監管體系打下了堅實基礎。

　　排污許可改革的一大亮點是將舉證責任倒置，企業需自行監測自己的排污行為，以在環保部門執法時自證清白。企業通過承諾守法和自證守法的方式，從“要我守法”向“我要守法”轉變。

　　環境影響評價則是從源頭嚴把環境準入關。在政府職能轉變、簡政放權的大勢下，我國環評制度也進行了改革。實踐中最突出的改變在于，環評新規取消了環保部門對建設項目環保設施竣工驗收的審批，改為建設單位（或甲方）依照規定自主驗收。

　　環評批復不再作為立項前置條件，減少了不必要的審批，企業自主驗收既省了功夫，費用也降低了。但自主驗收不等于隨便驗收，企業直接對驗收結果負責。這一改變重在落實企業主體責任，驗收完畢后，企業將有關信息進行公開，環保部門依照其進行監督，不達標者將面臨嚴格懲處。

　　達標是企業的基本義務和底線要求。推動工業污染源全面達標排放，也是推動落實企業環保主體責任的重要舉措。按規劃，到2020年，我國各類工業污染源要繼續保持達標排放，環境治理體系更加健全，環境守法成為常態。

　　達標排放計劃為公平競爭營造了良好的市場環境，充分發揮了環境標準引領企業升級改造和倒逼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，為不斷改善環境質量提供了支撐。

　　標準體系漸趨成熟，倒逼企業采用、研發先進技術

　　標準決定質量，只有堅持高標準，才有高質量。過去五年，我國通過制定、修訂重點行業排放標準，逐步完善了 “兩級五類”的環境保護標準體系，倒逼產業轉型升級、綠色發展。

　　資料顯示，過去五年我國發布國家環保標準467項，現行有效標準達1843項，僅2017年，就發布了160項國家環保標準。《船舶發動機排氣污染物排放限制及測量方法》《石油化學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》等多項標準的制定，更是填補了相關領域的標準空白。

　　制定新標準的同時，針對環境保護的新問題、污染防治的新需要，對標準的修訂也從未停止。

　　《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》的修訂，增加了特別排放限值的要求；鋼鐵、建材、有色、火電、鍋爐、焦化等行業污染物排放標準和《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》的修訂，全面增加無組織排放控制措施要求；《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》對大氣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加嚴，更是發展成“超低排放”的浪潮。

　　如今，國家對超低排放的要求更是從電力行業擴展到鋼鐵等行業。安鋼走在行業前列，20個治理項目穩定運行，各項排放指標均遠低于特別排放限值標準，減排效果自不必說，排放的二氧化硫還加工成液態硫酸銨，作為化工原料進行回收，帶來顯著效益。

　　隨著污染防治攻堅戰進入深水區，排放標準的加嚴更加勢不可擋。 3月1日起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“2+26”城市區域內，火電、鋼鐵、煉焦、化工、有色、水泥、鍋爐等25個行業或子行業，開始執行特別排放限值。

　　重點區域、重點行業的企業開始新一輪的環保升級，逾期不能完成改造的將停產限產整改。這進一步倒逼企業提標改造，有力地推動了行業技術進步和綠色發展。

　　激勵制度逐漸發力，增強了企業保護環境的自覺性

　　對企業來說，環保是責任、是義務，同時也有利于企業長遠、健康發展。

　　黨的十八大以來，各地普遍開始建立健全企業環境信用體系，開展環境信用評級，通過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，督促、指導企業改善環境行為。福建省對不同評價結果的企業在利率、授信、貼息等方面實施差別化措施，環保表現實現與融資成本、資金來源等要素掛鉤，激勵了企業環保觀念轉變和環境責任落實。

　　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更是將“責任”貫穿于其產品的全生命周期。目前，電器電子、汽車、鉛酸蓄電池和包裝物等4類產品生產者責任延伸成績矚目，北京、深圳、上海等地率先開展了試點，產品生態設計取得進展，廢棄產品規范回收與循環利用率不斷提高，為制度相關政策體系形成奠定了基礎。

　　此外，激發企業內在環保動力的還有能效“領跑者”、政府綠色采購等制度。

　　“領跑者”制度通過樹立標桿、政策激勵、提高標準，促使企業轉變生產方式，節能降耗。2017年重點用能行業能效“領跑者”企業名單剛剛結束公示，鋼鐵、乙烯、原油加工等9個行業19家企業成為領跑者，21家企業入圍。制度在各行業內引發了“比學趕超、積極降耗”的局面。

　　政府綠色采購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舉措和突破口。入圍節能、環保清單的產品可以擁有政府優先采購權，在參與政府采購項目時更具優勢，這對企業的生產行為起到了引導和示范。越來越多的企業在綠色產品生產設計和綠色制造上下功夫，在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上做文章。

　　通過制度約束、標準倒逼、政策激勵，企業主體責任得到強化，企業環保自覺意識增強。更多企業走上綠色發展之路，行業實現綠色轉型升級，產業結構不斷優化，經濟質量得到提升。